日本新闻：托卡马克之冠：这次东京奥运会也给中国上了沉重的一课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8月8日，第32届夏季奥运会在东京闭幕，中国代表团以38金32银18铜共计88枚奖牌的成绩完美收官。

　　得益于今天的中国有太多世界领先的科技及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中国早已度过了需要依靠金牌来证明自己强大、给自己打鸡血的阶段，民众在观看奥运比赛时，面对输赢，心态也得以更为坦然。

　　当然，这份坦然是建立在规则被遵守、公平被维护的基础上——我们对金牌不强求，不代表就允许其他国家漠视规则、践踏公平，对奖牌进行强取豪夺。

　　很不幸，在日本举办的这届奥运会上，我们不仅观赏了一场“就这？就这？”的开幕式，也见证了赛场内外的一些不堪。运动员受委屈，其他国家的观众们被激怒，在很多人眼里，奥林匹克精神在东京被压得快跟全红婵的水花一样不显眼了。

　　相信这届奥运会的喧嚣足以让众多中国人意识到，奥运会上的成绩，不只取决于运动健儿们短时间内的发挥，不只仰赖于许许多多像“不懂球的胖子官员”那样的专业人士负责，在其他领域，还有很多事，是中国社会可以做且应该做的。

　　就方向而言，我们可以在奥运会和其它体育赛事的规则制定、规则使用、规则理解方面多下功夫。

　　看看日本

　　举例而言，本届奥运会新增了滑板、冲浪、竞技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五个大项和十六个小项。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棒垒球和空手道能成为赛事项目，和日本作为东京奥运会东道主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日本的传统优势项目——空手道起源于被日本占领的琉球地区自不必说，垒球虽不起源于日本，但在日本国内普及程度极广，堪称国民运动，日本女子垒球队也确实在此次东京奥运会上击败了同为传统强队的美国队夺得冠军。

　　日本利用自己东道主的优势，自2016年的东京奥运会筹办阶段就积极活动，竭力把自己的传统优势项目加塞进奥运会比赛项目中。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通过制定规则来谋取竞赛优势的行为，而且这种做法是符合程序规范的，让人挑不出毛病。

　　另外，日本特别热衷于推动日本的单项体育协会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中取得重要职位，从人事工作角度提升竞技实力。

　　比如201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了一个“加强国际信息战略计划”，通过启用国际交涉能力较强的外部人才和著名运动员，与驻外使馆合作等方式，增加日本人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任职的机会，从而收集信息，构筑人脉，培植关系网，进而增加日本在国际体育组织的话语权。

　　同时日本还把国家单项体育协会中有才能的年轻人派往国际体育组织参加研修，成为后备人才，使得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的日本人形成人才梯队，老的离去，新的顶上。

　　比如截至2020年，日本在奥运项目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任职人数为26人，分布在体操、乒乓、田径、摔跤、柔道等22个夏季奥运会项目和3个冬季奥运会项目中，且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务。

　　例如2016年11月，日本著名男子花剑选手太田雄贵就当选为国际击剑联合会理事；2017年5月，日本篮球协会主席三屋裕子当选国际篮球联合会亚洲区理事。

　　此外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2016年10月，日本体操协会专务理事渡边守成通过日本的一系列运作，以绝对优势成功当选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这是自1994年以来，日本时隔23年再次担任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关键职位。

　　当时这件事在日本体育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日本体育界视作日本“加强国际信息战略计划”的重大关键胜利，被认为是日本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有力举措。

　　这里得说明下，我并非暗示在此次东京奥运会的体操男子决赛中，桥本大辉即使一只脚踏出垫子仍能获得高分、拿到金牌是因为“上面有人”。

　　瞧瞧美国

　　美国在利用赛事规则给自己谋取竞赛优势方面更是当世魁首，通过人造文件来论证本国运动员有多动症和哮喘，以此获取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药物使用豁免，这在美国已经是一门显学了。

　　举例而言，根据俄罗斯著名黑客组织“奇幻熊”入侵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数据库后获得的证据显示，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夺得4金1银成绩的美国著名女子体操运动员拜尔斯，在每场比赛之前都服用禁药右旋安非他明。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每次都检测出她的服药结果，但因为她拥有美国官方出具的医学文件，证明自己患有多动症，是病人，服药是为了控制病情，因此获得了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药物豁免。她在里约奥运会上获得的4金1银，难说完全是她凭借天分和努力获得的成果。

　　这种合法吃药行为在美国是一种普遍现象。美国基于自身对体育赛事规则漏洞的有效使用，和对国际组织内部运作机制和决策形成过程的深刻理解，对国际反兴奋剂机构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有多大呢？

　　具体而言，2015年，美国运动员申请“治疗用药豁免权”的人数高达653人，通过人数为402人。美国体育代表队中37%的人是“哮喘病人”，特别是游泳比赛的运动员，几乎人均哮喘，而26%的人有各类需要服用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以控制病情的精神疾病。

　　可以理解成，美国体育代表队一定程度上是由一群身残志坚的“病人”组成的，这些“病人”每个人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合法文件证明他们是病人。为此，我觉得他们其实更适合去参加残奥会。

　　对美国队的质疑早已有之，但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拒绝公布有多少运动员持证合法嗑药，理由是要尊重病患的隐私，医学健康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因此他们不便公布。

　　这就是对体育赛事规则的理解带来的优势，美国这么做虽然属于邪道，但从程序上来说完全合法。“奇幻熊”将这一腌臜事曝光之后，西方舆论不仅没有谴责美国钻空子滥用药物豁免权的行为，反而纷纷谴责“奇幻熊”的黑客行为危害了网络安全。

　　顺便一提，这位每场比赛都吃右旋安非他明的美国体操健将拜尔斯曾在7月份宣布退出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子全能决赛，此事导致她在美国社交媒体上被激烈网暴，美国网民纷纷指责她不爱国，不肯为国争光，这种网暴直到拜尔斯在8月3日的东京奥运会平衡木决赛上拿到一枚铜牌才算勉强作罢。

　　所以你看，美国人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一点也不在乎金牌”“完全凭兴趣参赛”“都是业余选手随便来参赛”。

　　这次奥运会，日本人为了对付美国人，颇为鸡贼地禁止一切右旋安非他明类药物在赛事期间入境，并在海关严查此类药物及其半成品。然而美国人见招拆招，立即改为使用与右旋安非他明同为中枢神经兴奋类药物且效果差不多的哌甲酯。为了帮助自己的运动员合法嗑药，美国奥委会官方网站上甚至详细列出了如何将含有哌甲酯的药物利他林合法带入日本境内的操作指南。

　　在这场暗地里的斗法过程中，到底是美国人技高一筹，日本就算禁了右旋安非他明，美国人还是可以掏出利他林来，照嗑不误。

　　而给美国的几百个运动员发放合法嗑药证明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其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其管理人员大多来自西方，中国首位冬奥会金牌得主杨扬是在2019年才成为副主席，负责提供药物豁免证明的九人专家组不是美国人、英国人就是澳大利亚人。

　　即使已经拥有如此巨大的外场优势，美国依然不满足，在2020年9月曾经威胁要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中撤资，除非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实施改革，让美国拥有更大的决策权。

　　想想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奇幻熊”挖出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数据中，没有出现任何中国运动员吃药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的体育健儿们是凭借着技巧和力量，凭借着训练和天分，在与美国那些靠药物维持运转的机器战斗，并且从金牌榜来看丝毫不落下风。

　　我们的运动员们都是好样的。但是，他们理应获得一个更公平的竞赛环境，他们理应享有公正的胜利，他们不应该被夺走本属于他们的荣光。

　　他们能依赖的只有训练和天分，他们能调整的只有状态和营养，因此，为他们争取一个更公平合理的、更干净纯粹的、更能显示运动员竞技水平而非钻规则空子水平和药物滥用水平的竞技环境的任务，就落到了中国社会身上。

　　我们必须追求奥运会竞技环境的公平、公平、再公平，不这样做，就对不起我们出色的战士们。

　　进一步说，不公平的竞赛环境所影响的不光是我们中国，还有世界上所有那些凭真本事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比如拳击项目男子蝇量级1/4决赛中，把日本选手田中亮明打到昏厥，而自己状态良好只是有点喘，最后却被以1:4比分裁定落败的哥伦比亚名将尤伯珍·亨尼·马丁内斯·里瓦斯。

　　我亲爱的同胞们，在呼吁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中，与政治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体育领域不能成为“漏网之鱼”。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应肩负起为全世界靠着训练和天分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们争取一个公平合理、干净纯粹的竞技环境的道义，如此也能不负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

　　日本、美国的一些成绩或许为他国所不齿，但它们“合法”的做法、思路却值得我们琢磨。强大的国力固然是国际话语权的根基，但如何更高效地使用国力，提高国力与话语权之间的转化效率，这问题值得中国社会认真思考。

　　我们争取在规则制定、理解上掌握话语权，不是为了借此偏袒、庇护己方，而是尽可能地阻止他者借此谋求不合规的优势。

　　奥林匹克赛场可以展示激情，可以表达失意，但不能也不应容忍本不该有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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